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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Archives: 性别
Caliban and the Witch. Women, the Body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Caliban and the Witch. Women, the Body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Silvia Federici Autonomedia, 2004 INTRODUCTION 继马克思之后,研究资本主义的起源就成了社会活动家和学院学者们的必经之路,他们坚信人类议程上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体制。毫不奇怪的是,每一个新兴的革命运动最后都回归到了“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问题上。他们以新的社会主体的视角审视这一问题,揭示新的剥削和反抗的理由1。本书也因循了这一思路,但促使我写这本书的还有两个特定原因。 首先,本书希望从女性主义的角度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尽量避免将“女性历史”与男性工人阶级历史分离的局限。本书题为“卡利班和女巫”,取自莎士比亚的剧作《暴风雨》,反映了上文所述的这种尝试。然而依我看,卡利班不仅代表了反殖民主义者(其形象依然存在于当代加勒比文学中),而且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象征。更具体地说,是无产阶级作为反抗资本主义逻辑的工具的象征。最重要的是,在《暴风雨》中被置于一个遥远背景下的“女巫”形象,将在本书中作为主角登场。女巫是资本主义亟待摧毁的女性主体世界的化身,例如:异教徒、和事佬、忤逆丈夫的妻子、离群索居的女人、在主人的食物中下毒并激励奴隶反抗的奥贝哈娘们。 写作本书的第二个动因是,随着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全球扩张,一系列通常与资本主义的起源有关的现象在世界上死灰复燃。其中包括新一轮的“圈地运动”,数百万的农业生产者被从他们的土地上剥离出来;对工人的大规模监禁与定罪,让人回想起米歇尔·福柯在他的《疯癫与文明》中描述的“大禁闭”政策;我们还目睹了伴随着迫害移民工人的新的流散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这不禁又令人回想起16和17世纪欧洲为了使得流浪者们可供当地盘剥而指定实行的“血腥法案”。本书的重中之重在于探讨对女性暴力的加剧,包括一些国家(如南非和巴西)猎巫运动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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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ged capitalism, Federici, Foucault, Marx, primitive accumulation, Translation, 原始积累, 性别, 翻译, 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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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全状态——治理不安定者
不安全状态 治理不安定者 伊萨贝尔·洛瑞 英译 艾琳·德里格 前言 朱迪斯·巴特勒 中译 麦巅 联系 incognitariat@protonmail.com 以获得全书中译PDF 前言 朱迪斯·巴特勒 这本思虑严缜之作的重要贡献,是让我们终得理解,不安定(precarity)并非过渡性或插曲般的一时之境,而是一种令这一历史时代殊于既往的新的规制形式。谁若断言某些人口要比其余者更不安定,并尝试解释个中差异,那么,其接下来的任务,便是要解释不安定究竟何在,它始于何处,止于何处,它的范围如何,它的机制又如何。事实上,要想鉴辨诸例,我们唯有求助于它更为一般的形式,而这会把我们引向思考不安定本身何以成为了一种管理体制,一种治理我们并令我们自我治理的霸权模式。洛瑞的著作让我们得以细思,一种既为福柯所预见,但又超出了他自己的权力理论的新自由主义规制与权力形式究竟是如何成形的。显然,这份文本在许多重要酌量上都有仗于福柯,尤其是他对权力的理解:权力不但制造主体,而且也制造主体同自身的关系。但它同时也引出了新的问题:对于作为主体形成过程中一个密集权力位点的不安定及其无所不在的“不安”感,我们该作何解?换个问法:我们怎样理解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安全”的组织形式是如何将不安定当作一种生命模式,一条不定轨迹,当作一种令我们被治理、令我们开始治理自身的进程的组织原则加以要求和诱导的? 洛瑞概念极为明晰的著述,有助于我们厘清不安定的不同形式、社会影响,及其点明新的剥削权力与潜力形式的诸种特定方式。基于对政治主权的历史、马克思的再生产劳动观点的探讨,对男性自立观念的女权主义批判,以及对种种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诱发性解制(destitution)的分析,洛瑞的著作就各种新的权力形式如何为着新的规制目的而汇合于当前时代,提供了一种富含历史及政治性细微差异的理解。无论一个人如何看待生命本身——在生存面向上——的短暂性或不安定,此类论断都和需求的社会与经济性结构,和——更具体地说——为了扩张安全主义(securitarian)权力形式而制造“不安”是分不开的。洛瑞的著作敦请我们密切注意“不安定化”,一种不仅制造主体,也制造作为主体之首要关切的“不安全”的进程。此一特殊之权力形式,为将安全之需确立为一种终极政治理想奠定了基底,而此一安全之需,既有利于国家与团体机构敛聚权力,同时亦制造新的主体类型。现如今,定义人口群体所依据的,不再是批判与抵抗,而是他们缓解不安的需要,这又提升了警察与国家控制形式、全球投资承诺、全球治理机构的价值。正如“金融危机”的话语能够也确实支撑了对市场加强管理性控制之必要(以及对更加专家化的资本家阶层的需要)一样,“不安定”的话语巩固了那些每隔一定时日便剑指不安定,承诺纾其困,扬言断其续的人所操纵的权力。
什么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译文来自公众号“国际英语角” BY: BARBARA EHRENREICH // 作者引:<摘录> 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你很生气——关于工作,关于账单,关于你的丈夫(或前任),关于孩子的学校,家务,漂亮或是不漂亮,被人注意或是没有人注意等等。如果你思考这些事情,以及它们是如何共同起作用的,以及需要改变什么,你几乎必须考虑“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它们看待世界的重要方式。两者都撕裂了流行神话和“常识”经验,迫使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现存经验。两者都试图从新的维度理解世界——不是从静态平衡、同一的角度(如传统社会科学)——而是从对立的角度。他们得出的结论在令人震惊和不安的同时,意味着是解放。拥有马克思主义或女权主义的观点,就不可能同时保持旁观者的身份。要理解这些分析揭示的现实,就必须采取行动改变改变。 /来自:Jacobin 2018/7/30 本文于1976年首次出现在Win杂志上,随后又收录于新美国运动(New American Movement)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论文中。 本文为Ehrenreich女士在Jacobin杂志上的再版。 Ehrenreich女士是美国著名女权主义者、小说家、政治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