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an and the Witch. Women, the Body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Autonomedia, 2004
INTRODUCTION
继马克思之后，研究资本主义的起源就成了社会活动家和学院学者们的必经之路，他们坚信人类议程上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体制。毫不奇怪的是，每一个新兴的革命运动最后都回归到了“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问题上。他们以新的社会主体的视角审视这一问题，揭示新的剥削和反抗的理由1。本书也因循了这一思路，但促使我写这本书的还有两个特定原因。
首先，本书希望从女性主义的角度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尽量避免将“女性历史”与男性工人阶级历史分离的局限。本书题为“卡利班和女巫”，取自莎士比亚的剧作《暴风雨》，反映了上文所述的这种尝试。然而依我看，卡利班不仅代表了反殖民主义者（其形象依然存在于当代加勒比文学中），而且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象征。更具体地说，是无产阶级作为反抗资本主义逻辑的工具的象征。最重要的是，在《暴风雨》中被置于一个遥远背景下的“女巫”形象，将在本书中作为主角登场。女巫是资本主义亟待摧毁的女性主体世界的化身，例如：异教徒、和事佬、忤逆丈夫的妻子、离群索居的女人、在主人的食物中下毒并激励奴隶反抗的奥贝哈娘们。
写作本书的第二个动因是，随着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全球扩张，一系列通常与资本主义的起源有关的现象在世界上死灰复燃。其中包括新一轮的“圈地运动”，数百万的农业生产者被从他们的土地上剥离出来；对工人的大规模监禁与定罪，让人回想起米歇尔·福柯在他的《疯癫与文明》中描述的“大禁闭”政策；我们还目睹了伴随着迫害移民工人的新的流散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这不禁又令人回想起16和17世纪欧洲为了使得流浪者们可供当地盘剥而指定实行的“血腥法案”。本书的重中之重在于探讨对女性暴力的加剧，包括一些国家（如南非和巴西）猎巫运动的回归。
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已经延续统治了500年后，在第三个千禧年即将到来之际，仍然有大规模的工人被定义为乞丐、巫师和不法分子呢？土地征用和大规模的贫困与对妇女的持续迫害有何关系？如果我们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资本主义从古到今的发展，我们能获得什么？
带着以上的这些问题，在本书中，我从女性、身体，和原始积累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本书将会涉及到以下的几个概念：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福柯主义者。因此，本书将首先分析这三种观点之间的关系。
“原始积累”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用来描述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的术语，而这一过程是资本主义关系得以发展的前提。这个词相当有效，因为它使得我们能够将资本主义兴起对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改变概念化。但最重要的是，“原始积累”被马克思视为一个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结构条件的基本过程。因此，所谓历史实则一直延续至今，这一理解使得我有必要在本书中使用这一术语。
然而我的分析与马克思有两点不同。马克思从男性无产阶级和商品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原始积累，而我则从它对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劳动力生产所带来的变化角度来考察该词②。因此，我对原始积累的解读包括一系列马克思所忽略的，但对资本主义积累极为重要的历史现象，包括：1、新型劳动性别分工的发展使妇女的劳动和生育能力服务于劳动再生产。2、新父权秩序建立在妇女被排斥在劳动之外并服从于男子的基础上。3、无产阶级身体的机械化及其对妇女的改造，使之变成了生产新工人的机器。最重要的是，我把16、17世纪的猎巫事件置于我对原始积累的分析的中心。我认为，在欧洲和在新世界一样，对女巫的迫害和殖民以及对欧洲农民的土地征用一样重要，都是为了资本主义的更好发展。
我的分析也偏离了马克思对原始积累遗产及作用的评价，尽管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血腥之处——原始积累的历史，马克思宣称道：“是一段用‘火与血’的文字写成的悲残历史”，但毫无疑问，他视原始积累为人类解放过程中的必要步骤。马克思认为，它处置了小规模的财产，增加了劳动的生产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其他任何经济体系所无法比拟的），从而为人类摆脱匮乏创造了物质条件。他还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日趋成熟，资本主义扩张的最早阶段产生的暴力活动将逐渐消退，这时对劳动和剥削的约束将主要通过制定经济法来完成（马克思1909年第一卷）。在这一点上，他就大错特错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每一个阶段，包括当下，都伴随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气势汹汹的卷土重来。这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的农民不断被赶走、被迫害、被掠夺，女性地位的持续下降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
本书要指出的是，如果马克思站在妇女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的解放历史，他绝不会设想资本主义会为我们铺平道路。因为这段历史向我们展示了，尽管男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形式上的自由，女人却始终被视作某种次等的社会存在，遭受着近乎奴隶制的剥削。因此，在本书语境中，“女人”不仅指向一部需要被彰显的隐匿历史，更指向一种特定的剥削形式，进而提供了一种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关系的视角。
这一研究并非是从零开始。自女权主义运动伊始，女性们就在重新讨论“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尽管她们自己未必总能意识到这一点。曾经有段时间，塑造女性历史的主要认知框架一脉相承。那时女性主义史学家最常使用“早期近代欧洲”一词来指称这一过渡时期。而根据使用者的不同，这一名词可以指向13世纪或17世纪。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著作走上了更具批判性的路径。例如琼·凯莉（Joan Kelly）有关文艺复兴 (( 《女性有过文艺复兴吗？》(Did Women Have a Renaissance?) )) 和“女性之争” (( 《早期女性主义理论和 “女性之争”》 Early Feminist Theory and the “Querelle des Femmes”，1400–1789） )) 的论文，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的《自然之死》 (( The Death of Nature, 1980 )) ，莱翁波迪亚·佛图拉提（Leopoldina Fortunati’s）的《生殖之谜》 (( L’Arcano della Riproduzione, 1981. 现已有英译 The Arcane of Reproduction,1995 )) ，梅里·威斯纳(Merry Wiesner)的《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职业女性》 (( Working Women in Renaissance Germany, 1981 ))，玛丽亚·麦斯（Maria Mies）的《世界范围内的父权制与积累》 ((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1986 )) 。在这些著作之外，我们还要补充近二十年来重现了女人在中世纪和早期近代欧洲的乡村和城市经济中作用的诸多专著，以及关于猎巫和殖民时代前美洲和加勒比群岛女性生活的一系列文学与纪实作品。后者中，我尤其想要记住的是艾琳·西尔弗布拉特（Irene Silverblantt）的《月亮，太阳和女巫》 (( Moon, Sun, and Witches: Gender Ideologies and Class in Inca and Colonial Peru, 1987 )) ——首部关于殖民地秘鲁的猎巫活动的报告；以及关于加勒比种植园中被奴役女性的两部重要作品：希拉里·贝克尔斯（Hilary Beckles）的《天性的反抗：一部巴巴多斯的社会史》 (( Natural Rebels. A Social History of Barbados, 1995 ))，同芭芭拉·布什（Barbara Bush）的《加勒比社会的女奴：1650-1898》 (( Slave Women in Caribbean Society, 1990 ))。
这些学术成果已经证实，重现女性历史或者说以女性主义的视角重审历史，意味着对公认历史概念的重新定义，以及对隐藏的统治与剥削结构的彰显。比如经典历史分期法将文艺复兴视作文化成就的一个杰出范例，而琼·凯莉的论文《女性有过文艺复兴吗》 (( 同上1 )) 就动摇了其权威。卡洛琳·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则挑战了对于科学革命的社会进步意义的信仰，指出科学理性主义的到来产生了一种从有机范式到机械范式的文化转移，合法化了对于女人和自然的剥削。
尤为重要的是玛丽亚·麦斯的《世界范围内的父权制与积累》。现在这部著作已经成为一部经典文献，它以非欧洲中心的视角重估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将欧洲女性和欧洲殖民地女性二者的命运连结起来，提供了一种关于女人在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进程中地位的全新理解。
《卡利班和女巫》就建立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建立在《伟大的卡利班》（我在前言中讨论过的作品）的研究之上。然而，本书的历史视野更加宽阔。因为一方面，本书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封建时代晚期的社会斗争和生育危机联系了起来，另一方面，又将其和马克思所定义的“无产阶级的形成”联系了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本书回应了久居女性历史和女性主义理论争论中心的数个历史的和方法论的问题。
本书将要回应的最为重要的历史问题是，如何解释发生于近代早期上千起对于“女巫”的处刑，以及资本主义的崛起何以与一场针对女性的攻击同期出现。女性主义学者已经搭建了一套有助于阐明这一问题的框架。广泛认同的观点是，猎巫的目的在于摧毁女人对于自己生育能力的控制，同时也为更具压迫性的父权制统治铺平道路。也有人提出，猎巫植根于伴随着资本主义崛起而发生的社会转型。但尚未有研究回答，在何种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对女巫的迫害得以爆发，以及资本主义的崛起为何需要对于女性进行大屠杀式的攻击。这正是我在《卡利班和女巫》中试图回答的。我将把猎巫置于16和17世纪的人口与经济危机以及重商主义时代的土地和劳工政策的双重背景之中加以分析。要阐明上文提到的联系，尤其是猎巫和在当下发展起来的、限制了女性再生产的新型性别分工之间的联系，本书只能提供一个粗浅的研究，但也足以论证在欧洲和“新世界”，对于女巫的迫害（同奴隶贸易和圈地运动一样）是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的形成过程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面向。
《卡利班和女巫》还从其他角度同“女性历史”和女性主义理论对话。首先，它确证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一个可供女性主义理论援引的判例，因为这一时期对于生产和再生产任务以及男性-女性关系的重新定义，都是通过最大化的暴力和国家干预来实现的——毫无疑问这同资本主义社会中建构的性别角色特征相关。本书的分析也使得我们可以超越“性别”和“阶级”的二分法。如果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性别身份确实已经成为特定的劳动职能（work-function）的载体，那么性别就不应再被视作某种纯粹的文化实在，而应被视作阶级关系的一种具体展开。从这一观点出发，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争论需将“女性”作为分析对象单独划分出来，并纯粹以对立的术语定义女性主义，事实上是被误导了。换句话说，如果“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构成一种劳动职能，以将劳动力的生产掩盖在生物性的命运之下，那么“女性历史”就是“阶级历史”。但问题是，造成了这种观念的劳动的性别分工是否真正被超越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以当下再生产劳动的组织形式来看，答案只能是否定的），那么“女人”就是一个合理的分析范畴，和“再生产”相关的一系列活动仍是女性斗争的关键所在，正如它们在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一样，并且正是在这一基础上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将自己和女巫的历史联系起来。
《卡利班和女巫》试图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源于通过对身体的分析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女权主义者与福柯主义者在此有着针锋相对的视角。在女性主义运动伊始，活动者和理论家们就将“身体”视作理解男性统治和女性社会身份建构之根源的关键概念。尽管有着意识形态的差异，女性主义者们已经意识到对人的能力的高下之分以及因此将女人视作一种更低级的身体存在的做法，长期以来助长了父权制权力的巩固和对于女性的剥削。因而，对于性、生育，以及女性育儿的分析已经成为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历史的核心。并且，女性主义者们对男性中心的剥削体系试图用来规训和占用女性身体的那些策略和暴力手段已经有所发现和谴责，证明了女性的身体正是权力技术和权力关系展布的主要目标和必争之地。事实上，70年代早期以来的一系列女性主义研究，已经关注到了对于女性生育能力的管制，强奸和殴打对女性的伤害以及将美丽作为被社会接受的条件强加在女性身上所产生的影响，这些研究对当代关于身体的讨论做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也证伪了学界中普遍将这一话题的发现归功于福柯的错误观点。
从对于“身体政治”的分析出发，女性主义者不仅彻底改造了当代哲学话语和政治话语，同时也开始重估身体的价值。这一做法一方面反击了将身体作为对女性气质的判定，另一方面，创造出了一种更为全面的视角，以理解何以为人3。这种重估采取了多种不同形式，从要求知识的多元化，到（视性别“差异”为积极因素的女权主义者们）尝试创造一种新语言，并“重新思考人类智慧的身体根源”4。正如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指出的，被夺回的身体永远无法被当作那个被给予的纯粹生物性身体加以理解。（the body that is reclaimed is never to be understood as a biological given one）。然而，类似“收回身体”，“为身体发声”5的口号已经遭受了来自后结构主义者和福柯主义理论家的批评。他们将一切对本能性解放的呼吁都斥为幻象。作为回击，女性主义者指责福柯有关性的话语忽视了性别差异，同时又挪用了女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诸多洞见。这一批评是相当妥当的。此外，福柯对于“穿透”（invest）身体的权力技术的“生产性”特点过于着迷，以至于他的分析事实上排除了一切对于权力关系的批评。福柯的身体理论更大的问题在于，他视野中的身体纯粹由话语实践构成，并且福柯对于描述权力如何展布的兴趣要远大于识别出权力根源的兴趣。因而，生产了身体的权力本身就像是一个自我维持的形而上实体，它无处不在，同社会和经济关系毫无联系，在自身排列组合的变化中，就如同神圣的第一动力一样不可捉摸。
对资本主义的过渡和原始积累的分析能否帮助我们超越这种历史的选择？我相信是可以的。女权主义研究的第一步，应该是记录相关社会和历史条件，研究在何种条件下，身体成为了构成女性气质的中心要素和界定范围。沿着这一脉络，《卡利班和女巫》为我们构画出：身体之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性，正如工厂之于男性产业工人，前者从来都是后者剥削和反抗的基础。女性的身体一直被国家和男性所利用，并被强制成为一种劳动力再生产和原始积累的手段。因此，在女权主义理论和女性历史中，女性身体的各个方面——母性、孩子气、性——的重要性并没有被错置。《卡利班和女巫》也证实了女权主义拒绝将身体仅与隐私范畴相联系的先见之明，并在这此基础上，引入了“身体政治”的概念。此外，本书还解释了为何身体对女性来说既是身份的来源，又是一所囚牢，以及为什么它对女权主义者如此重要，而价值又如此难以确定。
就福柯的理论而言，原始积累的历史为其提供了许多反例，证明了想为该理论辩护，就要以接受其对历史的明显疏漏为代价。而最明显的疏漏就是，福柯在分析身体的规律时忽略了对女巫的追捕和妖魔化的论述。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把这些事实纳入分析的框架中，他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为对女巫的追捕和妖魔化的历史都展现出了对于女性权力的压制，同时也证实了，在关于微观权力的动态的论述中，福柯对于受害者和迫害者之间共谋关系和角色转换的想象是多么缺乏依据。
对于猎巫运动的研究也挑战了福柯关于“生命权力”的理论，揭开了福柯围绕着这一统治术的产生而编织的神秘面纱。大概于18世纪欧洲，建立在杀戮之上的权力转变为了另一种采用诸如刺激人口增长等方式对生命力进行管理和促进以行使的权力。福柯记录了这种转变，但他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其内在动因的解释。然而，如果我们把这种转变置于资本主义兴起的背景下，这些疑惑就会烟消云散——对生命力的促进不过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再次重视劳动力积累和再生产的结果。我们还可以看到，国家对人口的促进可以同时伴随着对生命的大规模毁灭；以奴隶贸易的历史为例，在许多历史情况下，两者相辅相成。的确，在一个生命服从于利润生产的体系中，劳动力的积累只能通过最大限度的暴力来实现，因此，用玛丽亚·密斯（Maria Mies）的话来说，暴力本身就成为了最具生产力的力量。
总之，如果福柯在他的《性史》(1978)一书中研究了猎巫，而非专注于牧师的忏悔，他或许会意识到，性史不能从一个普遍的、抽象的、去性的角度来写。此外，他还会认识到，折磨和死亡可以为“生命”服务，更恰当地说，可以为劳动力的生产服务，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目标是将生命转化为工作能力和 “死劳动力” (( 即“物化劳动” )) 。
从这个观点来看，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是一个普遍的过程。这并非历史的偶然，经由最初的历史范例，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形成了稳固的策略，在每一次面对重大危机时，就以不同形式重新启用，以降低劳动力成本，掩盖对妇女和殖民地居民的剥削。
正如19世纪，面对以巴黎公社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崛起，以及1873年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应对措施是掀起争夺非洲的浪潮，同时，在欧洲推行核心家庭模式，以加强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赖——随之而来的是女性被驱逐出工厂。今天的状况也正是如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反殖民运动者和其他诸如学生、女权主义者、蓝领工人的反抗斗争，削弱了依据性别和国籍的劳动分工，而现在，劳动力市场的新一轮全球扩张正试图扭转事实，开历史的倒车。
如果当今仍像“资本主义过渡”时期那样伴随着大规模的暴力和奴役，那么发生这种事并不令人惊讶。问题是，今天的征服者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而正是那批几个世纪以来被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强国洗劫、以至陷入贫穷的人民，仍在听着他们宣扬每一硬币的价值。再者，大多数暴力是直接针对女性的。在计算机时代，对女性身体的征服仍然是劳动力和财富的积累的一个先决条件。机构的资金流向新的生育技术就证明了这一点，而这前所未有地使女性彻底沦为生育机器
当我们回顾资本主义发展对女性生活的最初影响时，伴随着资本全球化扩张的“贫穷女性化”也具有了新的意义。
事实上，《卡利班和女巫》一书提出的政治性观点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体系，必然会致力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因为资本主义必须通过贬低它所剥削的那些人的“天性”——妇女、殖民地的臣民、非洲奴隶的后代、全球化产生的移民的“天性”——来为其社会关系中所固有的矛盾——自由的诺言与普遍的压迫的现实之间的矛盾，繁荣的诺言与普遍的贫困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辩护并使之神秘化。
在资本主义的核心，不仅契约劳动与奴役并存，同时还存在着劳动力的积累与毁灭的辩证法。女性在这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她们的身体、她们的工作、她们的生命。
因此，不可能将资本主义与任何形式的解放联系起来，也不可能将制度的长寿归因于它满足人类需求的能力。如果说资本主义能够自我复制，那只是因为它在世界无产阶级的身体里建立了一张不平等的网，也因为它有能力使剥削全球化。当下，这个过程仍在我们眼前展开，就像过去的500年里一样。
不同的是，今天对它的反抗又一次到了全球性的层面。
尾注：
- 关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研究有很长一段历史，它和本世纪主要政治运动研究相关联并非偶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苏联的巩固、亚欧新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加之这一时期迫在眉睫的资本主义危机引发了频频争论，之后，诸如莫里斯多布，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重新对“过渡”这一概念进行了讨论。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第三世界主义的理论家（萨米尔·阿明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在当代关于新殖民主义、欠发达现状、“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不平等交换的讨论中又再次提及“资本主义过渡”。
- 在我的分析中，这两种现实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的劳动”就是生育下一代的工人和保证工人再生产能力。妇女劳动具有无报酬性，甚至被作为一种个人的服务和自然的资源，这使得它成为一种隐性的劳动。
- 毫不奇怪，几乎所有的20世纪“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中的文学作品都对人的身体进行了重估，而反殖民起义文学和非洲后殖民地文学也有类似特征。因此，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房间》（1929）一文横跨了巨大的地理和文化边界，预示了艾米·塞沙勒的《回到故土》（1938）中的内容。在文中，她嘲讽责备她的女性读者，以及她们背后更普遍的女性世界，指责她们除了孩子以外不打算生产其他任何东西：
“姑娘们，我要说……你们从未有过任何重大发现。你们从未动摇过一个帝国，也从未率军上过战场。莎士比亚的戏剧并非出自你们的手笔，你们也从未让任何一个蛮夷之族受到过文明的泽被。你们有何借口呢？当然，你大可以指指地球上的街巷、广场和森林，那里挤满了黑色、白色和咖啡色的居民，他们都在忙忙碌碌，忙于往来交通、买卖经营，还有谈情说爱，并对我说，我们手头上也另有事情要做。而没有我们的辛劳，海面上便不再会有往来的船只，肥沃的土地也会化为沙漠。我们生下了那十六亿两千三百万人，据统计，这就是现存人类的全部，而或许在他们六七岁前，我们要一直养育他们，为他们洗澡，让他们受教，即使有人相助，这也需要时间。”(伍尔芙, 1929: 112)
女性主义者“关于身体的话语”能够颠覆通过鉴别女性的天性、物质和肉体建构出的对于女性的负面形象，并试图揭示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控制阻碍了什么。但是，将女性的解放设想成“回到身体”是一种幻想。正如我在本书中指出的，女性的身体是一个生殖活动领域的标志。生殖活动已经被男人和国家所占有，并成为劳动力生产的工具（连同所有性的规则，审美标准和惩罚），接着身体就变成了一个基本的异化的纽带，想要打破它，只有结束强加于它的劳动条款。
这个理论对男性也同样适用。工人只有自为地运用其身体机能才能感到自在，马克思早已凭直觉得出了这一事实。然而，马克思从未指明，随着资本主义的来临，男性的身体将遭受何种程度的迫害。讽刺的是，像米歇尔·福柯一样，马克思也强调了工人所服务的生产力的力量——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生产力会变成工人掌控社会未来的条件。但是马克思没有看到工业劳动力的发展是以牺牲工人社会个体力量为代价的。尽管他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与他们的劳动，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劳动果相异化，以至于他们被自己的劳动所支配，却仿佛被一种异己的力量所支配。
4. 布拉伊多蒂（1991）219 。女性主义者有关身体方面的讨论，请参见阿里埃勒·萨利赫的《作为政治的生态女性主义[12]》（1997），特别是该书第3至第5章。和罗西·布拉伊多蒂的《Patterns of Dissonance》（1991），特别是标题为“Repossessing the Body: A Timely Project”的那一部分（第219-224页）
5. 这里指的是名为“女性写作”的计划。这是一个在1970年代法国发展起来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运动，主要参与者是一些研究拉康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学生，她们正在寻求创造一种表达女性身体特性和女性主体性的语言。（布拉伊多蒂，同上）